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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獵舌師》(長篇小說)

(2019-03-29 14:35)

  

  

  《獵舌師》

  作者:房偉 著

  出版社:作家出版社

  出版時間:2019年3月


  作品簡介

  本書是青年作家房偉的系列抗戰小說,可看做是歷史短篇小說的“組合拳”,將短篇小說善于寫“點”的特長發揮出來,以點帶點,以點而細織而成“網面”,以具體歷史場景“橫截面”,造成對抗戰歷史“全景式”重新理解。在房偉如同一位“蜘蛛俠”,在《中國野人》《幽靈軍》《副領事》《地獄變》《獵舌師》等十八篇小說中跳躍、穿梭,結成“歷史之網”,利用特色各異的短篇小說集合體,造成一種長篇小說效應,但又能保存每個短篇的獨立藝術和思想價值,從而捕獲那個飄蕩的“歷史蝴蝶”的精魂。

  專家推薦

  房偉的《獵舌師》抗戰系列小說,沒有從慣常的歷史觀念去解讀筆下的歷史人物,而是專心致志地以個人的感悟來塑造文學形象,把歷史和傳奇化作了一組戰爭人物的個體“心靈史”。 他寫了很多戰爭中的大人物,也寫了不少小人物。他具有豐富的歷史知識和對戰爭的細膩想象,寫出了生命個體在特殊環境下的尊嚴、倫理與掙扎。——莫言

  這十八篇構思奇特的戰爭小說,詮釋了中國青年作家在歷史書寫領域的強大想象力與探索精神。該作家更像一個歷史的“獵魂師”:他在歷史殘骸中打撈靈魂碎片,讓那些無主孤魂,漂泊幽靈,在戰爭的硝煙和炮火中,各自展開言說與救贖。一一吳義勤

  房偉多才,涉獵多個文學門類,小說、評論、人物傳記、學術著作,而且,他在哪個門里都很精彩。我還是更喜歡他的小說,當然,因為我自己是寫小說的,當然,更因為房偉的小說里有著房偉的更鮮明更獨特的印記。無限闊展的張力,不加掩隱的野心,超常非凡的想象,都讓我們在讀房偉小說的時候倍感興奮。無論是獨辟蹊徑的題材,還是法無定法的技巧,無論是印在骨子里的文學品質,還是文字中呈現出的精神高度,都十分的驚艷,突破固有的模式,走自己的一家之路,給人以新鮮經驗、莫名驚喜以及較強的震撼。——范小青

  這是神經脆弱的讀者難接受的題材:畫面殘酷,花式死亡層出不窮,充滿戰爭彌漫不去的血腥氣。然而,作者又用不乏柔情的筆告訴我們,任何不正常時代,哪怕雙手鮮血的惡魔,同樣可能是午夜輾轉難眠的肉身凡胎。同樣有所怕,有所愛,是大時代身不由己的卒子。《獵舌師》十數篇小說構成一個復雜有機體,作者有如被敘事之神附體的男巫,攥緊千變萬化的水晶球,令觀者中魔般深陷其中。除了對戰爭的控訴,小說的底色是對人性至善至美的追求,還原歷史面貌的勇毅,更有百煉鋼化為繞指柔的羅曼蒂克。除了房偉,沒人可寫出這樣集大美與大惡于一體的文字。他是抗戰書寫史難得一見的人才。——文珍

  作者簡介

  房偉,1976年出生于山東濱州,文學博士,教授,博士生導師,中國現代文學館首屆客座研究員,中國作協會員,山東首批簽約評論家。于《文學評論》《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等刊發表論文一百余篇,獲國家優秀博士學位論文提名獎,劉勰文藝理論獎,山東省優秀社科成果獎,江蘇省優秀文學評論獎等,有著作《王小波傳》等六部。

  曾于《收獲》《當代》《花城》《十月》等刊物發表長中短篇小說數十篇,數十次被轉載,小說入選2016年中國小說排行榜,2018年收獲文學排行榜,獲紫金山文學獎、葉圣陶文學獎等,著有長篇小說《英雄時代》等,臺灣東吳大學訪問學者,現執教于蘇州大學文學院。

  目錄

  001 序(王堯)

  001 中國野人

  019 幽靈軍

  040 小太君

  058 副領事

  075 地獄變

  094 鬼子妮

  108 還鄉

  128 白光

  137 花火

  152 肅魂

  171 殺胡

  189 七生蓮

  209 紅龍

  229 指南

  248 起義

  259 手肴

  275 獵舌師

  308 五三

  321 后記:用文學觸摸歷史的褶皺

  附:

  

王 堯

  在關注房偉近幾年的小說創作之前,我對作為青年批評家的房偉印象深刻。房偉對王小波和其他當代作家的研究,充滿真知灼見,是他們這一代批評家中的佼佼者。房偉曾經很長時間在山東的高校任教,引進到蘇州大學后,我們成為一個教研室的同事。我逐漸了解到房偉在做文學批評的同時,一直創作小說、詩歌,十多年前就出版過長篇小說。房偉這幾年寫抗戰歷史題材的小說引發廣泛關注,2017年獲得江蘇紫金山文學獎之優秀短篇小說獎。我的感覺是,“小說家”房偉,大有壓過“批評家”房偉的趨勢。

  房偉既批評又創作,是我理想中的現代文人的最佳狀態。我曾經多次談到,我期待自己像現代史上許多文人那樣,在大學里教書,寫作,寫論文,寫小說,或寫其他。房偉已經做到了這一點。房偉的寫作狀態遠比我想象的要好,他從容不迫,熱情而不失冷靜。教學、研究的任務已經很重,但還不時發表小說新作。疲憊的我每次見到毫無倦容的房偉,都要感慨他渾身散發的“正能量”。

  現在即將付梓的《獵舌師》結集了房偉近幾年來創作的以敘述抗戰歷史為主的中短篇小說。在寫作這些小說之前,房偉做了大量的史料準備,又以批評家的本能選擇了敘述歷史的方法和形式,展開自己關于歷史的想象。這樣一個收集資料、進入歷史情境、再藝術創造的過程,有不少值得我們關注和討論的話題。

  抗戰與歷史,都是當下文藝重要的關注熱點,也是創作突破的難點之一。說起“歷史小說”,人們往往首先想到“長篇”歷史小說。通常的印象是,“長篇”的時間跨度、空間容量,及厚重歷史主題,更能表現我們對“史詩性”的想象。這也是中國小說敘事傳統的一個特點。《史記》之所以稱為“無韻之離騷”,就是因為它不僅記錄歷史,而且有著文學化的構思剪裁、布局謀篇,有著文學化的人物塑造與故事編寫。中國文學之中的歷史,偏重其傳奇性與故事性,歷史觀多為循環史觀與帝王史觀。比如,《三國演義》《隋唐演義》這類演義小說。這種“文史不分”的情況,在西方社會也存在,早期西方史學著作充滿文學筆法,比如,希羅多德的《歷史》有豐富的故事細節,愷撒的《高盧戰記》可看為優美的散文隨筆。中世紀史學,表現為上帝意志的“歷史闡釋學”,有神跡等神秘主義東西。這種情況,直到蘭克、吉本、蒙森、卡爾等近代啟蒙史學家出現后,具有科學理性意味的“真實性”,才逐漸成為歷史第一要素,文學的成分、道德評判的成分,才逐漸退出歷史敘述。

  這也影響到西方文學對歷史的表現。西方的現代歷史小說,從號稱“歷史小說之父”的司各特的《艾凡赫》,一直到狄更斯、莎士比亞、托爾斯泰,當代的尤瑟納爾、庫切的作品,都充滿了理性精神和哲學意味,在追求歷史真實基礎上,探求人與歷史與社會的復雜關系。西方歷史小說,更關注歷史真實性,更追求歷史理性精神。也就是從一個更高的理性精神層面,來看待歷史軌跡,而不是依靠某種意識形態力量。比如,尤瑟納爾的《哈德良回憶錄》,以虛構的羅馬皇帝哈德良的回憶錄為線索,不僅為我們展現羅馬時期栩栩如生的生活場景與歷史風貌,而且表現了作家對于生死、歷史與存在等很多嚴肅問題的思考。著名西方歷史學家吉本就說過,歷史是由血與火、人類的罪行與愚蠢組成。這種對歷史“性惡”論的觀點與歷史理性精神,是我們的歷史文學匱乏的。我們的歷史文學,除了傳奇性演義特質之外,底色則有著濃厚虛無天命觀與道德化價值判斷立場。在此之上,則是強烈的意識形態化歷史觀念,歷史成為意識形態圖解工具。

  在當代中國,歷史小說多是長篇巨制,追求史詩性。這種史詩性,除了文學的野心,也有意識形態進化論的影響。新時期之后,新歷史小說興起,很大程度上形成了對宏大敘事的質疑,但又在游戲性、戲仿顛覆的敘事方式之下,造成了歷史敘述的貧弱,追求“六經注我”的自我意愿,也對歷史理性造成了負面消解。很多小說把歷史解讀為虛無史、欲望史。這樣的新歷史主義小說,失去最初新鮮感之后,就因為歷史理性的匱乏而陷入敘述困境。目前活躍于銀幕的“抗戰神劇”、“歷史神劇”,除了民間的歷史傳奇思維,也要追責到新歷史主義的負面效果。電影《白鹿原》就將一部探索中國百年歷史的嚴肅小說化為田小娥的“騷情史”,這無疑是發人深省的。新世紀之后,史詩性的長篇歷史小說再次興起,以此表征現代民族國家的形成,但似乎又走到另一個極端。很多長篇歷史小說,動輒40、50萬字,大多是幾大家族爭斗,百年巨變滄桑,或王朝爭霸,成就一代明君。這些長篇歷史小說,徒有史詩體量,但并無史詩的精神容量與思想含量。它們既缺乏歷史反思的深刻性,也匱乏歷史理性精神。所謂宏大表象之下,這些作品大多還是較保守的歷史觀和文學觀,有的甚至還在追求所謂“雄主帝王”史觀,實在陳腐不堪。

  好的歷史小說,應是文學的感性體驗與想像力,結合歷史真實性與理性訴求的產物。幾個方面不可或缺其一。文學史上的優秀中短篇歷史小說也不少,比如,詩人馮至的《伍子胥》、陳翔鶴的《陶淵明寫挽歌》《廣陵散》等,新時期以來抗戰題材的中短篇小說,就有尤鳳偉的《生命通道》、周梅森的《大捷》、阿成的《安重根擊斃伊藤博文》等名作,但中短篇歷史小說,尤其是短篇歷史小說,難度卻并不小。如果一味追求靈巧,就會成為不成體系的零散片段;如果只注重史詩性,則會讓作品變得沉悶不堪,喪失鮮活的個人體驗與強烈的故事代入感。要在精短篇幅之中,快速進入一個感性歷史情境邏輯,將讀者帶入到獨特的歷史氛圍,又能在有限篇幅破除局限,展現寬廣的歷史視域與歷史反思,這的確不容易。同時,注重歷史精神,也不能放棄歷史小說的娛樂性,如何將歷史故事講述得動人心魄,在傳遞歷史真實信息的同時,給人以智慧啟發與故事性愉悅,也是房偉的這組歷史小說努力的方向。這些小說非常注重逼真的歷史現場感的還原,細節描寫的鏡頭畫面感很強。

  房偉的這組歷史小說,大部分是短篇,最長的2萬多字,但寫法結構還是短篇的規模與氣質。他的做法是當一個“蜘蛛俠”,結成“歷史之網”,利用特色各異的短篇小說集合體,造成一種長篇小說效應,但又能保存每個短篇的獨立藝術和思想價值,從而捕獲那個飄蕩的“歷史蝴蝶”的精魂。每一篇都試圖找到一個新的表現視角,呈現出新藝術手法,頗具匠心。有的小說頗具懸疑偵探氛圍;有的靈動自如,寫世情寫人物;有的利用美食、驚悚等類型文學手法;有的借助《聊齋》手段,以狐鬼寫人性;有的則更像歷史隨筆散文,淡化情節,探討哲理;甚至有的小說,還借助符號學理論,以理論入小說,追求理論與文學文本的融合。短篇小說素有“社會生活的橫截面”之說,更擅長通過細節勾勒,片段呈現與留白藝術,表現個人化敘事與日常書寫,即便寫歷史,由于篇幅限制與題材拘囿,往往也是草蛇灰線,點線結合,“留白”大于具體“歷史寫實”。這樣的寫法,固然靈動,富于象征隱喻性,但又讓人感覺不夠厚重。房偉的這個系列抗戰小說,可看做是歷史短篇小說的“組合拳”,將短篇小說善于寫“點”的特長發揮出來,以點帶點,以點而細織而成“網面”,以具體歷史場景“橫截面”,造成對抗戰歷史“全景式”重新理解。雖然這些小說篇幅都不大,但從敘述空間講,涉及日本北海道、屋久島,越南的河內,中國的則有南京、北京、上海、蘇州、揚州、濟南、沂蒙山、微山湖根據地、山東莒縣、香港、臺灣等。

  在敘述時間上,房偉小說有抗戰各個時期的展現,早至1928年的濟南五三慘案(作為1931年“九一八”抗戰的前奏),晚至日本戰敗投降的故事,同時,也涉及當下現實時空對抗戰的理解。從人物來講,它包括了很多不同層面的人物,中國方面既有汪精衛、蔣介石這樣的歷史大人物,也有軍隊高層軍官,如起義將領,叛逃的師參謀長,潛伏的日偽官員,日軍方面則涉及副領事、師團長、大佐等高級軍政人員。但這些小說更多刻畫了很多非常有特點的小人物,比如,軍統底層人員,投毒殺敵的中國廚師,八路軍戰士,根據地民兵連長,自發抗戰的普通村民,內心痛苦的漢奸,自殺的日軍中尉,偽軍小軍官,日本軍醫,日軍逃兵等。作家試圖進入這些不同歷史人物的復雜心靈,不是簡單“道德判斷”和“意識形態規訓”,也不夸大“歷史的同情”,給予他們過多歷史特權,而是將他們放置在具體歷史情境之中,以嚴肅的歷史理性精神,考察他們和大歷史之間“晦暗難明”的關系。

  這些歷史小說,就是大大小小的“歷史心靈”編織出來的歷史,效果在于跳出國仇家恨的道德敘事局限,從歷史精神高度審視這段民族國家的歷史。比如,小說《手肴》再現了南京屠城的慘劇。被日軍強暴的女學生和當漢奸的表哥,形成了緊張對峙關系。小說從女學生的視角,再現了表哥令人難以理解的生存意志。小說沒有美化表哥的軟弱妥協,圓滑世故,也沒有遮蔽他殘存的善良與保存同胞的善舉。丑陋的戰爭將美麗的女學生化成斬斷敵人手掌做燉菜的女殺手。人性是復雜的,面對屠殺,女學生和表哥都做出了不同人生選擇。小說將道德審判和人性審判的雙重權力,都交給了讀者。小說對于江南地區面對日軍侵襲的反映,令我們想起加拿大抗戰史專家卜正民。他的著作《秩序的淪陷》就從很多史實細節為我們勾勒了眾多歷史小人物。無論抗日志士,漢奸,還是所謂“合作者”(cooperator),考察那段血與火的歷史,既要堅持人性的寬容視野,又要予以冷峻的歷史批判。

  我注意到,這組小說還注重歷史與現在的“互文性”關系。《指南》《鬼子妮》《還鄉》《五三》《白光》等小說,都從歷史與當下的聯系性入手寫作。《指南》以電腦游戲虛擬抗戰景觀,反思當下現實青年的心靈迷茫;《還鄉》以女記者對抗戰期間發生的懸案的訪查為線索,再現了歷史的多維度可能性;《鬼子妮》虛寫日軍逃兵在中國的生活,實寫“文革”對人性的摧殘;《白光》以抗戰軍隊的鬼魂再現,寫出了日常生活的沉悶無聊;《五三》以失業在家的老記者,查訪爺爺對歷史大事件的參與入手,寫出了人生對意義尋找的重要性。小說《五三》,寫到了一只飄飛于歷史迷霧的蝴蝶。這組小說也出現了很多有關“霧”的描述。比如,《還鄉》中的霧氣繚繞的神秘大山,《殺胡》中的山瘴彌漫的小村,《肅魂》里埋藏無數尸骨的元湖上空的水霧。這霧氣是歷史迷霧,有無限的神秘氣息,既充滿魅力,又有幾分猙獰,它隱藏著無數血淚,無數愛恨情仇,也隱藏著無數可能性,偶然性,人性隱秘的掙扎與晦澀哲思。“蝴蝶”就是穿越歷史迷霧的心靈力量。

  盧卡奇談到小說與史詩的復雜關系時認為,史詩和小說這兩種客體形式,并不是按照創作態度,而是按照它們在創作時發現的歷史哲學事實區分開來的。小說的時代,生活的“外延整體”不再顯而易見,感性的生活“內在性”已經變成了難題,但這個時代仍然有對于“總體”的信仰。這種“總體性”,是作家面對個人化的生存現實,面對人與自然分離的人造世界,所執著進行第一種整體建構性的“賦形”努力。伴隨著中國全面的現代轉型,中國歷史小說必須反思其“史詩性”品質,是用一種意識形態正確的話語給予規訓,還是從個人化的視角,理性地看待中國的民族國家發育過程的種種光怪陸離與酷烈創痛,并尋找出一種總體性的心靈主體狀態,也許是擺在很多中國小說家面前的迫切任務。

  在這個意義上,我對房偉的小說創作懷有更高的期待。

  

后記

用文學觸摸歷史的褶皺

房偉

  幾年來,學術研究之余,我一直對抗戰史料保持著業余興趣。在歷史的深處,我發現了很多非常有趣,令人驚訝,也令人慨嘆的細節。同時,我對當下抗戰歷史小說也有諸多不滿。很多作品或流于戲說,止步于傳奇性與戲劇性,或過于沉重乏味,成為史料的堆積,如何能寫出別具一格的歷史小說呢?我帶著這些疑問,開始了歷史小說創作。

  說起來,我對歷史小說的創作,也是和這些年對文學的歷史意識的思考分不開的。柯文的《在中國發現歷史》強調通過對中國地方性和階層性的細分,在“移情”的基礎上,形成觀察思考中國歷史的新的方法論。這種“以中國為中心”的內觀態度,是對二戰后,研究中國近現代史的“沖擊反應模式”“帝國主義模式”“傳統—近代模式”的反思。這無疑豐富了西方觀察歷史的視角、觀點和材料。除此之外,隨著海登·懷特為代表的后現代歷史學興起,特別是法國年鑒派的布羅代爾、勒華·拉杜里等驍將的出現,歷史學界對于歷史細節性、偶然性和復雜性的關注,對多種研究方法和視野的綜合(特別是文學性的引入),也到了一個相當的高度。黃仁宇的《萬歷十五年》,孔飛力的《叫魂》,史景遷的《王氏之死》,裴宜理的《華北的叛亂者與革命者》等西方學者研究中國歷史的海外漢學著作,都很好地體現了這些特點。然而,中國歷史學界在這方面卻是被動的,柯文的“以中國為中心”仍然有著西方主體論的堅實哲學基礎,而中國學者研究自己的歷史,其根基又何在呢?在國內史學界,存在馬克思史觀、西方啟蒙史觀、后現代史觀等幾種觀念的沖突,也出現了很多不錯的作品,但總體而言,思路并不清晰,觀念也并不明朗,特別是“見微知著”的能力和“文學性”的敏感捕捉能力,仍比較欠缺。

  同樣,從史學界說到文學界,其問題更是尷尬。俗話說,“文史哲不分家”,有活力的學術思想,更是直接影響文學創作。很多西方作家的歷史小說,其實也受到了上述史學思潮的影響,如尤瑟納爾的《哈德良回憶錄》。但我們很多所謂具有后現代意味的,顛覆性的“新歷史小說”,如果考察其精神內核,除了虛無之外,更靠近古代的傳奇和演義。新時期以來,我們有過很多優秀歷史小說,特別是長篇小說領域,如《少年天子》《白鹿原》《曾國藩》《胡雪巖》等。但當下中國的歷史小說創作是匱乏的,尤其是抗戰歷史小說。在我看來,好的歷史小說,應該具有以下幾個標準。

  首先,好的歷史小說應體現出一種歷史理性精神。很多好的現代史學家,都體現出了良好的現代歷史精神,即尊重史實,尊重人性,在尊重生命個體的基礎上凸顯歷史偉力,同時,在歷史波瀾壯闊或平靜如水的歲月之中,尋找偉大的歷史敘事精神。這種敘事精神,表現著歷史莊嚴的辯證法,表現著歷史的神秘復雜與歷史的嚴峻與溫情。吉本的《羅馬帝國衰亡史》,迦太基與羅馬的殊死搏斗,羅馬統帥小西庇阿的痛哭,迦太基主帥哈士多路巴的妻子的決絕死亡,令人血脈賁張。而愷撒的《高盧戰記》中記述的白雪皚皚的高盧大地上,兩個種族的生存斗爭,修昔底德的《歷史》中對波瀾壯闊的希波戰爭的描述,都令我們感慨戰爭給人類帶來的輝煌、創傷、貪婪和反思。不客氣地說,中國當下很多歷史小說,我們很少看到這些東西,我們的歷史小說缺乏“力量感”。我們有的,或是隨意的變形夸張,虛構模擬,戲仿戲說,嬉笑怒罵,虛無改寫;或嚴肅呆板,是某種意識形態觀念的生硬反映(革命化或種族化的)。

  其次,好的歷史小說,應該有一種獨特的地域主體特質。布洛赫說,歷史的事實,乃是心理學上的事實,黑格爾將普魯士國家當作歷史發展的頂峰,麥考萊把憲法體制下的英國當作歷史的最優秀典范,都是歷史學家的心理主體在起作用。比如,法國的尤瑟納爾,在歷史小說中,總能將對人類命運的抽象哲思,大歷史中的悲劇個人,與宏大的西方歷史結合起來,表現出一種神秘博大,具有歐洲血脈的“星空”氣質。而同樣是歷史小說家,日本井上靖的《敦煌》《蒼狼》《孔子》等歷史小說,則擅長在表現歷史的雄奇殘忍與荒誕可悲之中人類的抗爭意識。這無疑帶有日本島國文化中的死亡意識和幽微獨特的生命體驗。而同樣是日本的歷史小說家,司馬遼太郎則擅長宏闊的歷史場景的描述,在這種宏大的描述中,展現不同歷史人物“命定”的選擇,這類小說無疑具有所謂“大河小說”的氣質。

  再次,好的歷史小說,能善于處理歷史的偶然性、細節性和總體性的關系,善于賦予歷史文學的光芒與魅力。中國歷史小說還有一個問題,就是“正史”味太重,太過拘泥史實,缺乏想象力和獨創性,比如《大秦帝國》《曾國藩》等小說,雖然歷史精神很充足,但歷史的想象性,趣味性和文學性,表現得還是有欠缺的。這尤其表現為歷史小說的中短篇領域的不發達,文學過于遷就歷史,也就沒了自己的力量。井上靖、司馬遼太郎、陳舜臣、淺田次郎等一大批日本歷史小說家,可以成為中國作家學習的示范。他們既有非常嚴肅的歷史精神,又在歷史小說中充分表現了文學與歷史之間的張力結構關系。可以說,在文學虛構與史實之間,這些日本作家,找到了各自獨特的言說方式,井上靖對敦煌大歷史下小人物的虛構想象,司馬遼太郎的楚漢相爭的小說推演,陳舜臣對甲午之戰的反思,淺田次郎對于晚清歷史人物的微妙把握,都令我們嘆為觀止。然而,我們很多歷史小說,或過于拘泥史實,或過于天馬行空,很少能找到一條平衡之路。

  這個系列開始于2016年年初,恰好我在臺北的東吳大學訪學。我住在幽靜的陽明山下,錢穆故居旁,無人打擾。生活就是在圖書館、教室和宿舍之間進行著。寫論文之余,當我在那些歷史的塵埃之間飛揚思緒,就有了強烈的創作沖動,也就一口氣寫出了18篇長長短短的戰爭歷史小說。《中國野人》取材于北海道的中國勞工的原型,《幽靈軍》取材于南京大屠殺后失蹤的川軍部隊的故事。《肅魂》取材于肅托事件。《副領事》《起義》《花火》《獵舌師》《鬼子妮》等小說都有歷史事件或人物的原型。有的則只有一點歷史的影子,如《紅龍》之中,我試圖以60年代中期的香港為背景,再現宏大歷史與個人的隱秘糾葛。出于對張愛玲的致敬,小說中的主人公成了易先生和蔣麗珍小姐。有的小說則完全是虛構的,甚至和現實發生某種程度的“互文性”,如《白光》《指南》。

  我的筆下,有大人物,也有八路軍戰士、國軍士兵,還有日本軍官、隨軍僧侶,也有偽軍軍官、維持會的灰色人物,更有很多大歷史下的普通中日民眾。這里有英雄、漢奸,也有戰俘、逃亡者和普通人。我試圖展示一些戰爭橫截面,有的是決定歷史的時刻,有的則是普通人的生命瞬間,進而表現戰爭給民族國家、生命個體帶來的創痛,揭示戰爭背后復雜的人性沖突,探究歷史的幽微深處種種可能性。歷史的幽魂無處不在,它們不知何時就會從歷史的深處冒出,成為人世的潮水中,飄蕩無定的賽壬的歌聲。我不知道做得是否成功,但誠實地說,在對歷史氛圍的復原之中,我曾幻想帶領筆下的幾個小人物,真正回到歷史時空,體驗那些別樣的氛圍。它給我帶來了很多隱秘的激情與快樂。我并沒有什么小說名家的野心,而是學術研究之際,接觸了大量史料,尤其是抗戰史料,越發慨嘆中國近代史的文學書寫資源是如此豐厚。我們沒有理由將中國歷史文學的任務,都交給日本人和歐美作家,抑或穿越歷史的網絡作家。我們自己則在“書寫現實”的旗號下,津津樂道,反復咀嚼那些丫丫烏烏的“隔壁老王”的破事兒。

  美國學者福山曾說:“歷史已經終結”。此說法也為后現代主義塑造“終極景觀”提供了靈感。雖然,福山后來又修正了看法,上世紀70、80年代以來甚囂塵上的后現代主義,在新世紀也正發生著批評家們認為的“新轉向”,即后現代性退隱,現代性重現。全球化的沖擊下,人類沒有走向大同。民族國家意識和民族、文化的激進態度,卻不斷走向新沖突。英國退出歐盟,特朗普執政,泛亞和泛歐的強人政治重現,都在昭示意識形態未退出公共空間。地球上的人類,遠遠還不是躺在沙灘曬太陽的“最后的人”(LAST MAN)。也許,福山的最大啟示,并不是預言了歷史終結,而是展現了人類對未來的一種隱憂,即那些人類為之流血犧牲的概念,那些寄托人類愛恨情仇的宗教、意識形態和民族優越感,是否會隨著物質極大豐富走向消亡?沒有了戰爭、沖突、政權更替,歷史是不是會變成無聊的數字圖表、枯燥的流水賬?然而,即便如此,我們對歷史的文學書寫,反而顯得格外重要起來。因為正是歷史的好奇心和想象力,正是那些歷史的褶皺和可能性,會給人類的存在,提供更多的選擇維度、生存勇氣與時間的智慧。

  此戰爭系列中短篇小說集的出版,要感謝眾多師友、編輯和朋友的大力支持。感謝我的恩師、中國作協書記處書記吳義勤教授。他的肯定和支持,是我不斷前行的動力。感謝《小說選刊》王干副主編、李昌鵬編輯,《小說月報》徐晨亮主編、徐福偉編輯,《長江文藝好小說》喻向午主編,《青年文學》張菁主編,《中華文學選刊》安靜編輯,《山花》李寂蕩主編、李晁編輯,《當代》孔令燕社長、石一楓編輯,《花城》朱燕玲主編、陳崇正編輯,《十月》的季婭婭編輯,《紅豆》張凱編輯,《大家》周明全主編,《天涯》王雁翎主編、林森編輯,《作品》王十月副主編,《青春》育邦執行總編輯等。正是這些編輯老師們的提攜獎掖,才讓我這個做文學批評和理論研究的人,勇敢地闖入創作領域,寫出這些膚淺的文字。我還要感謝那些好朋友們。山東作協的王方晨副主席,在小說技法上給我很多指點,他從來不吝指教,絲毫不藏私。江蘇作協的葉彌副主席,是我在蘇州文聯“結對子”的指導老師,她為這些作品提出了珍貴的修改意見。江蘇作協的汪政副主席,中國社科院的劉大先研究員,山東大學的馬兵教授,還有劉永春教授、文紅霞教授、趙牧教授,作家弋舟兄、東君兄、王威廉兄、文珍小妹妹這些好朋友,都先后為這些小說寫過或長或短的評論,讓我非常感動。我的師兄,青島大學王金勝教授,見證了我這組小說的第一篇到最后一篇。他的很多意見對我非常有啟發。這份珍貴友誼,我銘記于心。也要感謝《雨花》寫作營,特別是李鳳宇主編。寫作營激發了我的寫作熱情,也為我提供了學習交流的機會。

  最后,還要特別感謝蘇州大學的老師們。蘇州大學資深教授范伯群先生,是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界的重量級學者。他嚴謹的治學態度和刻苦鉆研的精神,值得我終生去學習。蘇州大學文學院院長,長江學者王堯教授,一直支持鼓勵我,幫助我進步。他的學問和人格魅力,都是我學習的榜樣。文學院的季進教授、劉祥安教授等很多老師,都熱心幫扶指點我,讓我這個來自山東的外鄉人,在蘇州大學這所有著悠久傳統的著名學府,感到了很多溫暖,也深深地感到了自己的不足。

  路漫漫其修遠。我會繼續努力,認真寫作,認真搞學術研究。

  我會滿懷感恩之心,不斷前行。

2017年盛夏于蘇州大學楊枝塘 
(來源:中國作家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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