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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周文 :我與老一輩散文家的交誼

2013年05月27日 08時15分 

  我因研究現當代散文,故而先后與曹靖華、吳伯簫等老一輩散文家有過文字之交。 

  “文革”之后,學校恢復了正常教學秩序。我以為在大學里要當好一名教師,除了教好書而外,還得學有專攻,著書立說,才能站得住大學講臺。于是,我在教學之余集中精力從事現當代散文的研究。每寫完或發表一篇當代名家的論文,我便把文稿或者發表拙作的期刊,寄給作家本人,請他們提出意見并表示我的尊重,總是得到他們的回信與贈書。雖是文字上的君子之交,可每每親切如晤,仿佛其音容笑貌、舉手投足就在眼前。我讀他們,總是收獲著感動和溫暖,感受到他們對文學后輩的關心和鼓勵,并且從中感受到他們真誠的情懷和謙謙君子的作風,這些成為我研究散文的一種動力和我“為人師表”的楷模。——他們自然成了我精神上的老師。 

  我從曹靖華先生身上讀到的是儉樸和平易。1979年的下半年,我反復讀了他在文革前后寫的《花》、《春城飛花》和《飛花集》,寫了《論曹靖華散文的抒情藝術》,在次年的第11期《文藝論叢》上發表;并將該期的書刊寄給他老人家。不久就收到他郵來的、用舊皮紙包裝的《飛花集》。拆開一看,書中還有一張“人民出版社”的公文感謝信件,在這公函的背面,是他用圓珠筆寫給我的短簡。這不免讓我匪夷所思。難道他手頭缺少文具?后來我讀蘇晨的《心花》,文章中寫到曹老先生對此的解釋。他說:“您看我寫信用舊信封廢紙之類,以為我缺這些,其實完全不是。這是我生平習慣,覺得一片紙都是勞動力生產出來的,棄之可惜,所以充分利用…” 他還說,“魯迅先生書桌有兩個抽斗,就是專裝這類可利用的廢物的。”他年輕時崇拜與追隨魯迅,并與魯迅先生一起辦未名社,如此儉樸的“生平習慣”,原來的是從魯迅先生身上效法而來的。后來《曹靖華散文選》在上海文藝出版社出版的時候,他從北京給我寄來鈐簽的樣書,書后還附錄了我評論他的文章。那時他老人家眉須皆白,已是86歲高齡,論輩分,是我的祖父輩;而我僅僅是大學里的一名講師,他完全可以代請出版社給我寄書,可他偏要事必躬親,為的是用毛筆工工整整地給我題簽,并且鈐上他的私印。如此的嚴謹,不僅表現了曹老先生為人處世的平易謙和,而且還深深藏著對他人的一種尊重。 

  寫完曹靖華之后接著寫吳伯簫。在大學讀書期間,他是我和中文系同學最崇拜的散文家之一,那篇《記一輛紡車》不知讀過多少遍;圖書館里刊有這篇作品的《人民文學》破爛不堪,以至到最后竟被一位不講公德的同學開了“天窗”。所以,我給吳先生的散文做評論,是心存已久的一件事情。我最欣賞的是吳伯簫散文的質樸,我抓住其上世紀60年前后和新時期初期作品,從他散文風格的質樸美展開評論,覺得他在散文頌歌的年代,文本從早期散文的華麗絢爛,到《記一輛紡車》、《窯洞風景》、《菜園小記》等等作品的“歸于平淡”,確實是17年散文家少見的名家;也是文藝家的風格從繁復到簡練、從絢爛到平淡的最典型的范例。中晚年時期,他用最簡潔最樸素的技巧和文字,讓自己的藝術表現達到完美的境界,在被“頌歌”定義的有限空間里,沒有楊朔的“卒章顯志”套路,沒有秦牧的“比類取義”章程,沒有劉白羽的“今昔對照”的范式,而是創造了屬于他自己放飛思想的自由文本,實在是難能可貴的。——他把一生對美的追求,燃燒著,熱烈地燃燒著,最后化成了平淡與寧靜。我把文稿寄他,他寄來了鈐簽的《煙塵集》 ;同時附了復信,毛筆的行楷若行云流水,瀟瀟灑灑。信中說:自己利用業余時間寫作,數量很少,不值得評論。又說:《北極星》里的散文,是他所滿意的,以《北極星》為主來評論是合適的。信中沒有一句客套話,就像他散文那樣的樸實和平淡。后來,每每讀起或想起他的來信,雖未見其人,卻總感到他不拿“官”架子、不擺“散文家”的資格,讓我溫暖和溫馨,有一種被燃燒的感覺;因為人格的力量照徹一切,真誠的作家總是先燃燒自己,進而用作品燃燒他人的。借用林非先生寫吳伯簫的話說,“他有一顆使人們溫暖的燃燒的心”。 

  1941年郭風創作了他的第一首散文詩《橋》,1981年是郭風從事散文詩創作的40年。為此,我于80年暑假決定為他的散文詩創作做個總結。我愛上散文詩也是在大學里,當年在《文匯報》上讀到我的師兄李華嵐(時為李嵐和李昌華的合作筆名)的《散文剪影》,其中一節《葉笛》寫的就是郭風。我即把《葉笛》找來一看,就覺得仿佛感覺在欣賞素描、輕音樂,是那種任何粉飾的、玲瓏剔透的美。就是從那時起,我喜歡上他的散文詩了。我一時找不到他文革前出版的《山溪和海島》和《曙》,就去信向郭先生求助,不出一星期,就收到了他寄來的自存的孤本。文章寫完寄他看過后,很快復信說:“我擔心因我不足道(不足評論),你白白地勞動了一陣子…”如此說是他的虛懷還是有幾分自卑?說得我很心酸。其實他的虛懷并非客套,而是實情。在絕大多數現當代文學研究者眼里,把散文詩當成“小兒科”,往往是不屑一顧的。它是文學百花園里的一朵“小花”,如同郭先生筆下描寫過的“蒲公英”他信中說出這兩句發自內心的話,情何以堪,真把自己當“蒲公英”了。所以郭先生的擔心,傳染給我,也使我擔心并且自卑起來。惟其如此,我索性斗膽把文稿寄給權威刊物《文學評論》。鑒于前一年我已在該刊上發過關于朱自清和楊朔的兩篇論文,而且編輯部的陳駿濤先生在決定發我第二篇文章的時候,有言在先,特地招呼過“近期不要給我刊稿子了”,我終究還是為郭先生,硬著臉皮寄去一試。陳先生沒征求我的意見,就把這篇文章轉給人民文學出版社主辦的《新文學論叢》,而主編毛承志先生又用最快的速度把它發在81年的第一期,這些都是我和郭先生始料未及的。這篇論文發表之時,正是郭風40年散文詩選集《你是普通的花》在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之際,不久我就收到郭先生題簽的此書,用鋼筆寫著:“吳周文同志指正,郭風贈,1981年2月8日福州”。夸張地說,在我心里,我把這一年稱為新時期的“散文詩年”,讓我似乎感到散文詩的春天如期歸來;后來果真關注和研究散文詩的學者愈來愈多,發表的相關論文也愈來愈多,也許與陳駿濤和毛承志兩位先生的扶持小作、關心郭先生不無關系,——其實他倆更是倍加愛護和扶持散文詩這株“蒲公英”。這里,我要對他倆鄭重道一聲遲到的“感謝”。我也永遠讀懂了郭風先生“蒲公英”般的虛懷。 

  寫完論秦牧散文的論文后,我就直接把文字稿寄給他,期盼得到他的指教。他很快回復,至今我還保存這封用淡藍信箋寫的信,至今留給我的,是他的寬厚。他對我的文稿予以肯定,說:“關于談到知識性為思想性服務,雜文在散文中的比重,議論中的抒情韻味,放縱和控制等方面,我以為見解是貼切的,在這一類評論文章中,我覺得尊稿是出類拔萃的。”他沒提具體的修改意見,只在文稿上改了幾個錯字,并說《文藝報》或《花城》可能會發這類文章。秦先生連拙稿容易在哪里發表,都給我以指點,越發感受到他那顆仁愛之心,拳拳可鑒。于是我寄給廣東的《花城》,因為秦牧先生的盛名,便很快在1982年第一期上發表了。這期刊物因同時發表了遇羅錦《春天的童話》,很快被查禁,后來我將此文收進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的《散文十二家》,此文才真正得以面世。1982年我去海南島參加中國現代文學研究會年會,途經廣州的時候,一天上午,我和一位大學助教、后來成為知名小說家的郭小東去秦先生的家里造訪。我們在客廳里隨便地聊。秦先生聊他的童年,講他如何頑皮。后又聊他自己的創作,什么哲學、天文、地理、歷史、醫學等等書籍都看,才使他的散文充滿了知識趣味。還聊到創作道路,“文革”所遭遇的“批判”等等。 一聊就是兩個多小時。我倆正準備告辭,他的夫人、散文家紫風來請我們去餐廳用餐;就在我們訪談時,女主人已經忙碌了一桌飯菜。原來,秦牧夫婦聽說我要去拜訪,早就做了留飯的準備。我太感意外,有些受寵若驚,不免拘謹、笨納起來。秦先生見狀,溫和地笑笑說:“請隨意,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 后來知道,秦先生總是這樣寬厚地對待年輕的朋友的。 

  我還與碧野、何為、徐開壘等有過交往,這里就不一一敘說了。其中印象最深的,是與艾煊先生下圍棋。兩人有機會見面就下。1998年我與他一起在成都開散文研討會與“德陽筆會”期間,下了很多盤,他很有棋品,豪爽痛快,沒輸贏心,輸了就再開棋局,完全把下棋當成創作之余的休閑。臨別的時候,他把劍南春酒廠贈他的、一瓶只裝二兩的小“劍南”轉送給我,很幽默地說:“我請你喝過酒了”。 

  是的,朋友是酒。與老一輩散文家的交誼,在我,就像品賞陳年白釀,讓我記住它的清澈、醇香,忘不了它燃燒我心口的感覺,直至今天、以至永遠…… 

  2011年7月30 日一稿 

  8月3日二稿  苦茶書齋

文章來源: 責任編輯:陳進 【打印文章】 【發表評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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