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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堯:《獵舌師》序

(2019-04-08 09:24)

  在關注房偉近幾年的小說創作之前,我對作為青年批評家的房偉印象深刻。房偉對王小波和其他當代作家的研究,充滿真知灼見,是他們這一代批評家中的佼佼者。房偉曾經很長時間在山東的高校任教,引進到蘇州大學后,我們成為一個教研室的同事。我逐漸了解到房偉在做文學批評的同時,一直創作小說、詩歌,十多年前就出版過長篇小說。房偉這幾年寫抗戰歷史題材的小說引發廣泛關注,2017年獲得江蘇紫金山文學獎之優秀短篇小說獎。我的感覺是,“小說家”房偉,大有壓過“批評家”房偉的趨勢。
       房偉既批評又創作,是我理想中的現代文人的最佳狀態。我曾經多次談到,我期待自己像現代史上許多文人那樣,在大學里教書,寫作,寫論文,寫小說,或寫其他。房偉已經做到了這一點。房偉的寫作狀態遠比我想象的要好,他從容不迫,熱情而不失冷靜。教學、研究的任務已經很重,但還不時發表小說新作。疲憊的我每次見到毫無倦容的房偉,都要感慨他渾身散發的“正能量”。

       現在即將付梓的《獵舌師》結集了房偉近幾年來創作的以敘述抗戰歷史為主的中短篇小說。在寫作這些小說之前,房偉做了大量的史料準備,又以批評家的本能選擇了敘述歷史的方法和形式,展開自己關于歷史的想象。這樣一個收集資料、進入歷史情境、再藝術創造的過程,有不少值得我們關注和討論的話題。
       抗戰與歷史,都是當下文藝重要的關注熱點,也是創作突破的難點之一。說起“歷史小說”,人們往往首先想到“長篇”歷史小說。通常的印象是,“長篇”的時間跨度、空間容量,及厚重歷史主題,更能表現我們對“史詩性”的想象。這也是中國小說敘事傳統的一個特點。《史記》之所以稱為“無韻之離騷”,就是因為它不僅記錄歷史,而且有著文學化的構思剪裁、布局謀篇,有著文學化的人物塑造與故事編寫。中國文學之中的歷史,偏重其傳奇性與故事性,歷史觀多為循環史觀與帝王史觀。比如,《三國演義》《隋唐演義》這類演義小說。這種“文史不分”的情況,在西方社會也存在,早期西方史學著作充滿文學筆法,比如,希羅多德的《歷史》有豐富的故事細節,愷撒的《高盧戰記》可看為優美的散文隨筆。中世紀史學,表現為上帝意志的“歷史闡釋學”,有神跡等神秘主義東西。這種情況,直到蘭克、吉本、蒙森、卡爾等近代啟蒙史學家出現后,具有科學理性意味的“真實性”,才逐漸成為歷史第一要素,文學的成分、道德評判的成分,才逐漸退出歷史敘述。
 
 
       這也影響到西方文學對歷史的表現。西方的現代歷史小說,從號稱“歷史小說之父”的司各特的《艾凡赫》,一直到狄更斯、莎士比亞、托爾斯泰,當代的尤瑟納爾、庫切的作品,都充滿了理性精神和哲學意味,在追求歷史真實基礎上,探求人與歷史與社會的復雜關系。西方歷史小說,更關注歷史真實性,更追求歷史理性精神。也就是從一個更高的理性精神層面,來看待歷史軌跡,而不是依靠某種意識形態力量。比如,尤瑟納爾的《哈德良回憶錄》,以虛構的羅馬皇帝哈德良的回憶錄為線索,不僅為我們展現羅馬時期栩栩如生的生活場景與歷史風貌,而且表現了作家對于生死、歷史與存在等很多嚴肅問題的思考。著名西方歷史學家吉本就說過,歷史是由血與火、人類的罪行與愚蠢組成。這種對歷史“性惡”論的觀點與歷史理性精神,是我們的歷史文學匱乏的。我們的歷史文學,除了傳奇性演義特質之外,底色則有著濃厚虛無天命觀與道德化價值判斷立場。在此之上,則是強烈的意識形態化歷史觀念,歷史成為意識形態圖解工具。

 
司各特的《艾凡赫》
 
       在當代中國,歷史小說多是長篇巨制,追求史詩性。這種史詩性,除了文學的野心,也有意識形態進化論的影響。新時期之后,新歷史小說興起,很大程度上形成了對宏大敘事的質疑,但又在游戲性、戲仿顛覆的敘事方式之下,造成了歷史敘述的貧弱,追求“六經注我”的自我意愿,也對歷史理性造成了負面消解。很多小說把歷史解讀為虛無史、欲望史。這樣的新歷史主義小說,失去最初新鮮感之后,就因為歷史理性的匱乏而陷入敘述困境。目前活躍于銀幕的“抗戰神劇”、“歷史神劇”,除了民間的歷史傳奇思維,也要追責到新歷史主義的負面效果。電影《白鹿原》就將一部探索中國百年歷史的嚴肅小說化為田小娥的“騷情史”,這無疑是發人深省的。新世紀之后,史詩性的長篇歷史小說再次興起,以此表征現代民族國家的形成,但似乎又走到另一個極端。很多長篇歷史小說,動輒40、50萬字,大多是幾大家族爭斗,百年巨變滄桑,或王朝爭霸,成就一代明君。這些長篇歷史小說,徒有史詩體量,但并無史詩的精神容量與思想含量。它們既缺乏歷史反思的深刻性,也匱乏歷史理性精神。所謂宏大表象之下,這些作品大多還是較保守的歷史觀和文學觀,有的甚至還在追求所謂“雄主帝王”史觀,實在陳腐不堪。

 
馮至 《伍子胥》     

周梅森 《大捷》
 
        好的歷史小說,應是文學的感性體驗與想像力,結合歷史真實性與理性訴求的產物。幾個方面不可或缺其一。文學史上的優秀中短篇歷史小說也不少,比如,詩人馮至的《伍子胥》、陳翔鶴的《陶淵明寫挽歌》《廣陵散》等,新時期以來抗戰題材的中短篇小說,就有尤鳳偉的《生命通道》、周梅森的《大捷》、阿成的《安重根擊斃伊藤博文》等名作,但中短篇歷史小說,尤其是短篇歷史小說,難度卻并不小。如果一味追求靈巧,就會成為不成體系的零散片段;如果只注重史詩性,則會讓作品變得沉悶不堪,喪失鮮活的個人體驗與強烈的故事代入感。要在精短篇幅之中,快速進入一個感性歷史情境邏輯,將讀者帶入到獨特的歷史氛圍,又能在有限篇幅破除局限,展現寬廣的歷史視域與歷史反思,這的確不容易。同時,注重歷史精神,也不能放棄歷史小說的娛樂性,如何將歷史故事講述得動人心魄,在傳遞歷史真實信息的同時,給人以智慧啟發與故事性愉悅,也是房偉的這組歷史小說努力的方向。這些小說非常注重逼真的歷史現場感的還原,細節描寫的鏡頭畫面感很強。
 
       房偉的這組歷史小說,大部分是短篇,最長的2萬多字,但寫法結構還是短篇的規模與氣質。他的做法是當一個“蜘蛛俠”,結成“歷史之網”,利用特色各異的短篇小說集合體,造成一種長篇小說效應,但又能保存每個短篇的獨立藝術和思想價值,從而捕獲那個飄蕩的“歷史蝴蝶”的精魂。每一篇都試圖找到一個新的表現視角,呈現出新藝術手法,頗具匠心。有的小說頗具懸疑偵探氛圍;有的靈動自如,寫世情寫人物;有的利用美食、驚悚等類型文學手法;有的借助《聊齋》手段,以狐鬼寫人性;有的則更像歷史隨筆散文,淡化情節,探討哲理;甚至有的小說,還借助符號學理論,以理論入小說,追求理論與文學文本的融合。短篇小說素有“社會生活的橫截面”之說,更擅長通過細節勾勒,片段呈現與留白藝術,表現個人化敘事與日常書寫,即便寫歷史,由于篇幅限制與題材拘囿,往往也是草蛇灰線,點線結合,“留白”大于具體“歷史寫實”。這樣的寫法,固然靈動,富于象征隱喻性,但又讓人感覺不夠厚重。房偉的這個系列抗戰小說,可看做是歷史短篇小說的“組合拳”,將短篇小說善于寫“點”的特長發揮出來,以點帶點,以點而細織而成“網面”,以具體歷史場景“橫截面”,造成對抗戰歷史“全景式”重新理解。雖然這些小說篇幅都不大,但從敘述空間講,涉及日本北海道、屋久島,越南的河內,中國的則有南京、北京、上海、蘇州、揚州、濟南、沂蒙山、微山湖根據地、山東莒縣、香港、臺灣等。
       在敘述時間上,房偉小說有抗戰各個時期的展現,早至1928年的濟南五三慘案(作為1931年“九一八”抗戰的前奏),晚至日本戰敗投降的故事,同時,也涉及當下現實時空對抗戰的理解。從人物來講,它包括了很多不同層面的人物,中國方面既有汪精衛、蔣介石這樣的歷史大人物,也有軍隊高層軍官,如起義將領,叛逃的師參謀長,潛伏的日偽官員,日軍方面則涉及副領事、師團長、大佐等高級軍政人員。但這些小說更多刻畫了很多非常有特點的小人物,比如,軍統底層人員,投毒殺敵的中國廚師,八路軍戰士,根據地民兵連長,自發抗戰的普通村民,內心痛苦的漢奸,自殺的日軍中尉,偽軍小軍官,日本軍醫,日軍逃兵等。作家試圖進入這些不同歷史人物的復雜心靈,不是簡單“道德判斷”和“意識形態規訓”,也不夸大“歷史的同情”,給予他們過多歷史特權,而是將他們放置在具體歷史情境之中,以嚴肅的歷史理性精神,考察他們和大歷史之間“晦暗難明”的關系。
 
       這些歷史小說,就是大大小小的“歷史心靈”編織出來的歷史,效果在于跳出國仇家恨的道德敘事局限,從歷史精神高度審視這段民族國家的歷史。比如,小說《手肴》再現了南京屠城的慘劇。被日軍強暴的女學生和當漢奸的表哥,形成了緊張對峙關系。小說從女學生的視角,再現了表哥令人難以理解的生存意志。小說沒有美化表哥的軟弱妥協,圓滑世故,也沒有遮蔽他殘存的善良與保存同胞的善舉。丑陋的戰爭將美麗的女學生化成斬斷敵人手掌做燉菜的女殺手。人性是復雜的,面對屠殺,女學生和表哥都做出了不同人生選擇。小說將道德審判和人性審判的雙重權力,都交給了讀者。小說對于江南地區面對日軍侵襲的反映,令我們想起加拿大抗戰史專家卜正民。他的著作《秩序的淪陷》就從很多史實細節為我們勾勒了眾多歷史小人物。無論抗日志士,漢奸,還是所謂“合作者”(cooperator),考察那段血與火的歷史,既要堅持人性的寬容視野,又要予以冷峻的歷史批判。


 

卜正民 《秩序的淪陷》

 
       我注意到,這組小說還注重歷史與現在的“互文性”關系。《指南》《鬼子妮》《還鄉》《五三》《白光》等小說,都從歷史與當下的聯系性入手寫作。《指南》以電腦游戲虛擬抗戰景觀,反思當下現實青年的心靈迷茫;《還鄉》以女記者對抗戰期間發生的懸案的訪查為線索,再現了歷史的多維度可能性;《鬼子妮》虛寫日軍逃兵在中國的生活,實寫“文革”對人性的摧殘;《白光》以抗戰軍隊的鬼魂再現,寫出了日常生活的沉悶無聊;《五三》以失業在家的老記者,查訪爺爺對歷史大事件的參與入手,寫出了人生對意義尋找的重要性。小說《五三》,寫到了一只飄飛于歷史迷霧的蝴蝶。這組小說也出現了很多有關“霧”的描述。比如,《還鄉》中的霧氣繚繞的神秘大山,《殺胡》中的山瘴彌漫的小村,《肅魂》里埋藏無數尸骨的元湖上空的水霧。這霧氣是歷史迷霧,有無限的神秘氣息,既充滿魅力,又有幾分猙獰,它隱藏著無數血淚,無數愛恨情仇,也隱藏著無數可能性,偶然性,人性隱秘的掙扎與晦澀哲思。“蝴蝶”就是穿越歷史迷霧的心靈力量。
 
       盧卡奇談到小說與史詩的復雜關系時認為,史詩和小說這兩種客體形式,并不是按照創作態度,而是按照它們在創作時發現的歷史哲學事實區分開來的。小說的時代,生活的“外延整體”不再顯而易見,感性的生活“內在性”已經變成了難題,但這個時代仍然有對于“總體”的信仰。這種“總體性”,是作家面對個人化的生存現實,面對人與自然分離的人造世界,所執著進行第一種整體建構性的“賦形”努力。伴隨著中國全面的現代轉型,中國歷史小說必須反思其“史詩性”品質,是用一種意識形態正確的話語給予規訓,還是從個人化的視角,理性地看待中國的民族國家發育過程的種種光怪陸離與酷烈創痛,并尋找出一種總體性的心靈主體狀態,也許是擺在很多中國小說家面前的迫切任務。
 
       在這個意義上,我對房偉的小說創作懷有更高的期待。(來源:中國作家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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